转载来源：医脉通肝脏科 

近20年来，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（NAFLD）已成为我国最常见的肝脏疾病，但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。学界预计，与NAFLD相关的晚期肝病及其死亡率，以及总体疾病负担将大幅增加。因此，迫切需要阐明NAFLD的流行病学特征，以便指导整体管理方法。

近日，来自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研究团队在Hepatology发文，揭示了我国1999年-2018年的NAFLD流行病学特征。该研究使用系统性回顾和meta分析的方法总结了20年来中国NAFLD的八大流行病学特征。

现归纳如下：

在过去的20年里，随着我国经济蓬勃发展、生活方式的彻底改变，NAFLD的负担显著增加。21世纪初，中国NAFLD患病率估计为23.8%（95% CI：16.4%-31.2%）。NAFLD负担的增加趋势始于2005年，并在2010年加快（图1）。2018年，NAFLD患病率达到32.9%（95% CI：28.9%-36.8%）。

1999年至2018年，NAFLD的总患病率为29.6%（95% CI：28.2%-31.0%）。NAFLD的流行与中国肥胖的上升趋势是平行的，但值得注意的是，与美国人相比，中国的低BMI水水平人群患NAFLD的风险更高（图1-b）。这表明BMI和NAFLD的相关性有很强的种族差异。

 图1 A. 中国NAFLD的患病率与肥胖的发生率、人均GDP的关系；B. 美国NAFLD的患病率与肥胖的发生率、人均GDP的关系；C. 2007-2010年、2011-2013年、2014-2018年NAFLD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；D. NAFLD人群心血管共病情况；Car-AS：颈动脉粥样硬化；AF：房颤；HF：心力衰竭。

到2030年，中国NAFLD患者总数预计将增至3.1458亿，是全球NAFLD患病率增长最快的国家。

虽然中国的超重和肥胖人口的比例要低得多，但是我国NAFLD的患病率和发病率要高于西方国家。遗传因素可能参与了该病的发生和发展。脂质和糖代谢相关基因的遗传多态性（如，PNPLA3、脂联素、TM6SF2、MTTP、LYPLAL1、PPAR与GCKR）和超氧化物歧化酶2（SOD2）均已报告和NAFLD的个体易感性相关。

该研究发现了中国人与高加索人的一些等位基因的差异（图2）。这些突变可能会增加代谢紊乱的风险，与高加索人相比，NAFLD在中国人群中更常见，而与NAFLD风险降低相关的等位基因在中国出现的频率较小。

图2 在NAFLD人群中，中国人和高加索人的等位基因不同

目前，中国是世界上肝癌病例最多的国家。肝细胞癌（HCC）是最常见的肝癌类型。如果公共卫生战略保持不变，预计到2030年，中国将是HCC发病率和患病率最高的国家。病毒性肝炎、NAFLD和酒精性肝病（ALD）是导致我国慢性肝损伤和终末期肝病的主要因素。由于普及肝炎疫苗接种计划的成功和2000年后代谢性疾病的增加，肝病的类型和导致终末期肝病的主要因素发生了巨大变化。例如，从1999年到2018年，中国的病毒性肝炎发病率大幅下降，但NAFLD及其伴随的代谢紊乱发病率却迅速上升（图3）。

图3 其他肝脏疾病与NAFLD的患病率对比

NAFLD的流行与城市化和工业化同步。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对增长与NAFLD的年患病率一致。与此同时，近十年来关于该病流行情况的研究明显增多，但主要集中在人均GDP较高的地区。在欠发达地区进行的研究数量有限，这可能归因于较大的偏见，因此需要更多的研究关注。

分析显示，在过去20年中，GDP排名与NAFLD患病率呈负相关。这一结果提示NAFLD的局部流行与其经济增长相关（图4B）。

图4 人均GDP与NAFLD患病率之间的关系

分析显示，在60岁以下人群中，NAFLD的患病率从2007-2010年的17.8%上升至2015-2018年的28.7%。NAFLD的发病率也是一样的，从2010年到2018年，60岁以下人群的NAFLD年发病率（4.7%）高于60岁以上人群（2.4%）。这一趋势表明未来几十年疾病负担将加重。

目前，大众对NAFLD的重视度仍然不够。2000年代的调查报告称，重视NAFLD的国人仅占总人口的17%，到2018年，这一比例仅增加到31%。此外，只有1.55%-1.87%的普通人群对NAFLD有足够的了解。

考虑到NAFLD患者的迅速扩大和增长，开发诊断、分期和监测NAFLD的有效工具变得至关重要。肝活检仍然是诊断NAFLD和区分脂肪变性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（NASH）的金标准；然而，肝活检的费用、潜在的并发症和抽样误差限制了其在大规模人群筛查中的应用。目前正在开发多种非侵入性的NAFLD诊断方法，不同的方法在诊断NAFLD方面有各自的优势和局限性。

在中国，超声是NAFLD的主要诊断方式（＞99%））；然而，其在脂肪变性小于20%-30%的患者中的准确度是有限的，并且不提供关于炎症或纤维化的信息。

使用磁共振波谱（MRS）/质子密度脂肪分数（PDFF）检测肝脂肪能够鉴别肝脏中5%的脂肪堆积。然而，在本次纳入的研究中，只有三项研究应用MRS检测NAFLD，这可能是由于耗时，且需要设备操作和数据分析方面的专业知识，在临床实践中不易实现。

为了评估肝纤维化的严重程度，用于检测器官硬度的无创成像工具，包括瞬态弹性成像（TE）、磁共振弹性成像（MRE）、剪切波弹性成像（SWE）和声辐射力成像（ARFI），已经被开发出来，并在不断发展。然而，这些技术很少在中国应用，关于这些工具在中国人群中的使用情况的授权数据也很少。

由于NASH的发病机制复杂，且存在较大的个体异质性，目前尚无治疗NASH的特异性药物。全球有400多个注册试验探索了NAFLD的潜在治疗方法。参与NAFLD和NASH试验的世界患者比例如图7所示。

图5 从1999年到2018年，全球注册临床试验的数量

一些药物已进入3期临床试验。亚洲和西方NAFLD患病率的激增，以及基因和社会经济的差异也已引起了各药企的关注。

医脉通编译整理自：Jianghua Zhou， Feng Zhou， Wenxin Wang， et al. Epidemiological feature of NAFLD from 1999 to 2018 in China [J]. Hepatology. 03 February 2020. https://doi.org/10.1002/hep.31150